核心提示：其实，董时进如此建言时，知道土改大局已定，于是悲哀地预言说，政权巩固之后，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，建立集体农庄，粮食大量交给政府，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。最后，这位预言家说：“他们还是会放弃，回到正确的路上来。”
本文摘自《看历史》2010年第8期，作者：熊景明 曹林，原题：《“先知”董时进》
1949年12月，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上书毛泽东，劝阻土改。
董的观点简单明了：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，而是人口太多，土地太少，农村劳力大量剩余。应当节制生育，优生优育，同时发展其他产业，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。如果平分土地，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，阻碍中国工业化。平分土地后，土地细化，难实行机械化，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，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，土地将退化。再者，土地改革后，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，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。
当时的一些文件和讲话，认为不到乡村人口10%的地主富农，占有约70%至80%的土地。董认为是不正确的。他指出，根据国民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，163个县，175万多户农民中举行的调查结果，35.6%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，24%农户拥有5至10亩，13%农户拥有10至15亩，1000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.02%。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、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。如今可查的数据，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，都证明的董的观点。
董时进强调，在中国，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，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。土地可以自由买卖，租赁基于双方自愿，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，如百姓所言，“富不过三代”。“有恒产”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；这和存款、买股票是同样道理。拥有土地不是犯罪、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取土地才是犯罪。他给毛的上书中，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。
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，宁愿出租土地；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，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。自耕农刻苦勤奋，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。土改后，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，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，因为他们耕种所得，都要上缴国家，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。
1947年董在上海创立“中国农民党”。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：“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糕的局面，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，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……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，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，并将他们团结起来，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。”
“中国农民党”侧重于乡村建设，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，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混乱，法纪不存，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，即所谓的“政治剥削”。所以一方面他要求实行法制，惩处贪官污吏；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，依靠政府进行改良，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，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。他建议政府用赎买土地，或向政府租赁土地。
其实，董时进如此建言时，知道土改大局已定，于是悲哀地预言说，政权巩固之后，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，建立集体农庄，粮食大量交给政府，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。最后，这位预言家说：“他们还是会放弃，回到正确的路上来。”
（原文题为《先知者的悲哀》，载于香港《二十一世纪》2010年六月号）
文章来源：http://blog.ifeng.com/article/17829957.html
100年快过去了，中国走了一个又一个弯路，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农民问题，期望下届政府会有正确的决策。